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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940年，毛泽东关于鲁迅是“思想家”的论断，对鲁迅经典化产生重要影响，由此，“思想家鲁迅”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关注1936-1940年包括邹韬奋、罗稷南、胡曲园、李平心、艾思奇、胡风、毛泽东等人在内关于“思想家鲁迅”的论述，分析“思想家”一词在当时的认识论基础、理论资源和命题式前提，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思想家鲁迅”的表述逻辑和历史功能，从而揭示1940年前后“思想家鲁迅”的论断，并非是个人偶然的选择，也并非是政党的宣传策略，而是当时产生普泛影响的知识范型的必然产物，发挥着特定的历史功能。

感谢作者李玮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李玮

“思想家”的知识范型和实践功能

——论1936-1940年“思想家鲁迅”的产生

“思想家鲁迅”的产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甚至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它一直影响着建国后对鲁迅的评价和认识，乃至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评价。即使八十年代以来，“思想家鲁迅”的提法引起争议。[1]许多研究驳斥了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的鲁迅研究关于鲁迅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论点，但“思想家鲁迅”，或鲁迅的思想仍然是理解和评价鲁迅的重要角度。并且，有关鲁迅思想的争议频现，既有关于“过度阐释”鲁迅思想的质疑，亦有重提鲁迅思想的革命性带来的讨论。

对此，从“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证和创作文本的分析中寻找答案不足以解决问题。由于鲁迅思想研究的争议论点各自建立在不同问题预设和逻辑前提的基础上，经验性举证的反驳方式只能是自说自话。并且，应该注意到“思想家鲁迅”在中国的产生和影响，并不能简单归因于鲁迅个体的因素，事实上，无论是鲁迅思想版本的变迁还是对于鲁迅思想“过度阐释”的质疑，都在表明个体肉身的鲁迅与“思想家鲁迅”之间有着宏大历史内容的区别。前者只是一个实践性主体，功能和意义受制于不同的语境，而后者是意义化的历史主体，所编织的意义系统，成就某种宏观历史断续的本身。因此，讨论“鲁迅之外”的问题预设和逻辑前提，对于理解和解决“鲁迅的思想”的问题十分重要。

对“思想家鲁迅”追本溯源，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思想家”[2]的论断具有重要影响。这一论断的产生，并不单纯是毛泽东个体的杰出创造，也不单单是共产党内知识分子的认定，而是具有广泛的认识论基础，即“思想”一词联结着历史主体对特定知识方式、命题、时空界定的接受和传播。该认识论直接决定着从1936年-1940年前后对鲁迅思想的集中讨论、评价，以及“思想家鲁迅”论断的产生。

因此，本文讨论“思想家鲁迅”论断的产生，会“悬置”如下问题：鲁迅是否具有毛泽东等人所论述的种种“思想”，或者是他的价值是否主要在“思想层面”，或者是他到底哪些“思想”更有价值？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下问题上：为什么1936年-1940年的研究者、阐释者倾向于，或者愿意用“思想家”来理解或阐释“鲁迅”。产生“思想家鲁迅”的知识结构和历史功能是什么？由这些问题出发，本文展现从1936年邹韬奋明确提出并讨论“思想家鲁迅”，到1940年，“思想家鲁迅”成为政党权威的论断这一过程，分析“思想家鲁迅”话语系统产生的方式，考察“思想家鲁迅”出场时“思想”背后所联结的知识范型和权力，包括邹韬奋、罗稷南、胡曲园、李平心、艾思奇、胡风、毛泽东等所代表的阶层、政治力量，着重解释他们在阐释“思想家鲁迅”时所使用的逻辑、前提、所选择的历史元素，所使用的历史逻辑和隐含的历史功能等等。讨论决定“思想家鲁迅”产生的认识论基础，是意图描述一个由“话语实践”决定的对“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叙述，呈现个体意义产生背后话语框架，赋予对“思想家鲁迅”的价值和边界更多理性化的理解。

 一、并非只是宣传性论断：

1936-1940年“思想家鲁迅”的知识表述

在鲁迅生前，就曾有人称鲁迅为“思想家”，1936年，有一篇鲁迅访问记标题为 《前进思想家》，文章开头写道：“满怀着仰慕和期望的情绪去访问我国前进思想家鲁迅先生。”[3]不过“思想家鲁迅”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相反，李长之在写于1935年，出版于1936年的《鲁迅批判》中否认鲁迅是一个思想家，他说：“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4]

李长之

鲁迅逝世后，“思想家”的称谓并未被突出，他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民族斗士”、“文学家”等，最为普遍的表述是以“鲁迅精神”纪念鲁迅。只有邹韬奋明确提出：“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个文学家，并且是一个思想家。” [5]邹韬奋发表的《伟大的斗士》中这样评价鲁迅。对此评价，邹韬奋在简短的悼词中并没有做出详细的阐发，不过他对鲁迅思想的概括十分清晰：鲁迅凝结着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在文末，他说：“我以为我们后死的斗争者，应该承袭鲁迅先生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为民族解放的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努力工作。” [6]邹韬奋在当时并没有特别的党派色彩，但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关系密切，救国会凝结着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以及文化界人士共同的历史诉求。鲁迅的葬礼就由救国会组织，在葬礼上鲁迅被作为民族解放的战士加以纪念，抗日民族的观念在葬礼上得到有效的传播。

邹韬奋只是提出“思想家鲁迅”的命题，系统论述“思想家的鲁迅”的文章则发表于1938年。1938年10月，上海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许广平，罗稷南，胡曲园，孙治方，陈珪如，吴清友，吴大琨，旅冈，李平心等参会，会后李平心执笔，化名鲁座发表《思想家的鲁迅》一文。文中指出相关论点是参会同仁的共识，“现在由执笔人根据当时个人的发言，再参考《鲁迅全集》作了一番较为详细的研究，写成这篇论文。” [7]文章试图“纠正”既往仅从文学价值来认识鲁迅的偏颇，指出：

“

“关于鲁迅的研究，过去有不少人发表过专著论文。但多数是论述鲁迅在文艺方面的作业和成就，是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艺家来了解的。至于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这一巨人，把他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来研究的论著似乎很少。我们感觉到，鲁迅诚然是现代中国的大文豪，或者如蔡孑民先生所指出的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但同时也不能否认这个巨人在关于社会，政治和人生的思想上，也给了我们以丰富的宝贵的遗产。他无疑的是照耀中国现代史的杰出的思想家。”[8]

”

同年，与会者之一罗稷南在一次演讲中再次重申“思想家鲁迅”是“共识”，他说：“大家知道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祖，同时亦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9]参会的胡曲园在那一年也发表文章《我对鲁迅先生的认识》重点澄清“鲁迅先生的思想行为”。[10]与邹韬奋作为救国会和民权保障同盟会员的身份相比，此次上海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成员的身份更为复杂。许广平是鲁迅的遗孀，曾加入国民党，参与北伐文化活动，1930年代追随鲁迅，党派身份不明显，只能说有左倾倾向。罗稷南曾任蔡廷锴秘书，1938年左右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孙治方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胡曲园是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曾参加中共地下哲学研究小组，陈珪如是其夫人。吴大琨是救国会成员。而这些人的交集是上海成为“孤岛”后，在上海的新闻界和文化界共事，比如参与编辑《每日译报》或为《每日译报》供稿。而《每日译报》既有中共江苏省委背景，又受到中华教育职业社和和上海地方协会的赞助，前者较少党派色彩，后者则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聚集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抗战初期滞留于“孤岛”，并一直定期开展读书座谈[11]。可以说这些与会者具有中共的背景，但党派性并不明显，只能说是有着左倾特点的知识分子。

邹韬奋

如果说邹韬奋主要以“民族主义”来概括鲁迅的“思想”的话，那么“上海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对鲁迅的“思想”内容的解读却并不限于“民族主义”。胡曲园在纪念文章中除了陈述鲁迅“揭露帝国主义者支持中国旧有文化的用意”外，着重强调鲁迅的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启蒙主义”。[12]罗稷南则强调鲁迅对“革命”的理解。[13]李平心综合考察鲁迅从“反封建”、“反帝”到“革命”的思想发展历程。

 与此同时，中共党派内的知识分子对鲁迅的言说也偏重于思想方面。1937年艾思奇发表有关研究鲁迅的论文，明确研究的内容倾向：“我很想用虔诚的态度，根据充分的研究，写一本评论鲁迅先生的思想的书。”[14]同年，胡风针对“鲁迅没有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说法，反驳称鲁迅“抓住了由市民社会发生期到没落期所到达的正确的思想结论，坚决地用这来争取祖国的进步和解放。”[15]

最有影响力的论述当属当时的中共政治权威毛泽东在1939年写成，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他改变了1937年称鲁迅为“新中国的圣人”的说法，明确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16]

毛泽东

 继毛泽东之后，“思想家鲁迅”的言说更加普遍，1939年发表于《南风》杂志上的《鲁迅的思想》，发表于《中苏文化》的《鲁迅先生的哲学思想》重申“谈到鲁迅先生，大家只说他是中国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却不知他同时还是中国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并且认为“因为他有伟大的思想，所以才有他的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产生。”[17] “思想家鲁迅”逐渐成为一个定论式的“命题”。1942年胡风论述鲁迅的标题即为《作为思想家的鲁迅》[18]，1946年《台湾文化》纪念鲁迅的专辑亦有标题为《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思想家》的文章[19]等等。

 综述1940年前后“思想家鲁迅”被提出和言说的过程，是通过简单的表象的描述，说明两个问题：1、“思想家鲁迅”既非毛泽东所首创，也非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策略，它的提出和阐述并不完全在政党力量的统摄下进行，实际上它更多地体现了某种知识方式和表述方式的选择；2、“思想家鲁迅”的提出和言说虽然民族救亡语境密切相关，但仅仅从这一角度去解释，则失之简单。因为对于“思想家鲁迅”的言说并不囿于“反帝”的角度。并且如果仅仅是为了“反帝”，那么“民族魂”或“民族革命的象征”的口号恐怕更合适，但显然，1940年代言说“思想家鲁迅”的历史诉求超出了“抗日语境”。那么，为什么论者舍弃了其它称谓，而集中以“思想家”定位鲁迅呢？

二、“思想”成为“问题”和

“中国需要思想家”命题的出现

1936年后对“思想家鲁迅”的集中讨论首先与抗战背景下对“思想问题”的关注有密切关系。胡曲园在那篇论述鲁迅思想的文章中说：“目前我们中华民族正遭遇空前未有的危机，客观的形势在急迫地需要我们用‘发聋振聩’的运动，来唤醒民族的生命，假如我们这时在思想上还不能给民众以正确的启示，而仍像过去那样的疏忽错误，则不但鲁迅先生的本质不能被我们认识清楚，同时也将贻给民族抗战以极大的忧患。”[20]在这种叙述中，一方面是民族危机，另一方面是“思想启示”重要性的浮现，被作为认识鲁迅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也强调“思想斗争”，认为不击破“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21]

 同样，其他论述者也或直接或间接地面对抗战背景下的“思想问题”。邹韬奋主编的《抗建论坛》上，头条文章也发表了《论当前的思想问题》，认为“思想问题”在抗战时期非常重要，文章指出：“到现在仍有人干脆反对民众普遍组织起来，一同参加抗战；不过同时我们也得承认：有些人是并不反对民众动员起来的，但是为了思想问题，他们却裹脚不前，甚至竟会相反地去阻止民众的动员。试问：现在不是到处在闹思想问题吗？”[22]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思想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着眼于不同的“思想”影响着抗战的行动。

抗战背景下各种势力均认为思想与民族存亡关系密切，甚至被认为是“国防”的“武器”，有所谓“思想国防”[23]的说法。在上海孤岛，亦有人呼吁：“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在一个基本点上统一起来，那就建立不起全民族的统一的展现”[24]。甚至，在对立面的日伪政府里，日本协和会奉天省本部面对中华民族的反抗，阴谋发起“思想战与协和运动”，“谋全国（伪满洲国，引者注）之精神的统一，使全国民（伪满洲国，引者注）作精神的思想的单一组织之团结”。[25]

 “思想”一词在这里不仅指代特定的精神活动，而且表述理论指导实践的关系。抗战时期将国防成败归结为思想问题，来源于从新文化运动时就兴起的以思想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思路。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里从思想的角度思考国体问题，他认为“旧思想”不洗刷干净，共和政治不能进行，而各种学术主张也难以推行。[26] “思想”被用以强调精神、知识方面的革新，并以此引领从政治到文化制度等一系列领域的实践，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共识。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战爆发，对“思想问题”重视，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思想上如何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如何看待日本入侵，成为急切的需要。正如当时的一篇文章所言：“我们的思想往哪里走呢？……现在我们的民族是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对于这些目标更应认识清楚。”[27]这里“思想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辨析利害，澄清事实，而在于明确逻辑，指明方向。

陈独秀

在这种历史情势下，“中国需要思想家”的命题出现了。“思想家”并不一定要掌握或创立系统，详尽的理论，而只需要代表明晰的思想方向和态度，以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在《中国需要思想家》一文中，作者说：“什么是思想家？思想家不是幻想家，也不是空谈家。思想家在一方面是事实的说明或批评者，在又一方面是行动的指导者或促进者。”[28]“思想家”在这里，代表着“现实”和“行动的方向”。与此相类似的逻辑是抗战背景下对于“哲学家”的认识。在胡曲园的《哲学家当前任务》一文中，将认识和指导“现实”的“思想动员”看作是“哲学家”的任务，胡曲园说：“我们与其说是人们现在对于哲学疯狂，毋宁说是他们对于抗战的疯狂，对于救亡的疯狂。”[29]

三、“思想”背后的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结构

认识到“思想”所表达的以思想解决现实问题的诉求，以及抗战背景下对“思想问题”的关注，很容易陷入认为“思想”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的误区。在如何认识和指导现实的问题上，“思想家鲁迅”中的“思想”并不泛指任何一种精神性活动，而是指由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结构决定着的“意识形态”，它超越了经验性的个体态度层面，也不同于逻辑学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它虽然具有宣传功能，但并非是策略性的选择，而是在特定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对“精神”和“现实”同一性的认定。

李平心曾对当时关于鲁迅的论断加以总结，比如“革命文豪”、“民族革命的象征”、“伟大的革命斗士”、“中国的高尔基”、“新中国的圣人”等等，但他对这些称谓都不满意。其中“新中国的圣人”是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发表演说时的评语。虽然李平心具有中共的背景，显然，他并没有认可共产党话语权威的观点。在他看来，“斗士”、“圣人”什么的只是一种“见地”，代表一种态度，即那只是对于鲁迅概括性的好恶，而缺乏理性的、历史的阐释。李平心接着说：“鲁迅的思想还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不了解这个巨人的思想，就无法了解他的艺术，也就无法了解他给予时代的影响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30] 李平心认为“思想”方面的揭示，能够具体解释鲁迅的创作特质，以及他给予时代和历史的影响。

李平心

李平心所使用的“思想”一词，已经排除了经验层面上暧昧不清的歧义性，它是有着特定语义结构支撑的“概念”。李平心在《论思想》这样界定“思想”，“思想是为个人的环境所规定的，是实践的生活的反映。在某一种生活条件之下，只能产生某种形态的思想。”[31]李平心有关“思想”的界定和其他“思想家鲁迅”论者有着一致性。罗稷南也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历史和环境的反应，那么要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就非得把他的环境，历史加以细细观察不可。”[32]胡曲园同样指出，这一“思想”联结着个体生命和外在环境，“应该首先着眼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它的发展，因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思想行动必然是正确地反映着当时的要求的……”[33]毛泽东一改原来以“圣人”称谓鲁迅的表述，也是因为他注意到“思想体系”包含着特定的宇宙观、革命观，具有从认识层面统筹历史发展的力量。[34]

从社会关系中审度人，特别是人的精神活动，是典型的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马克思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中认为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局限性，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和他们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以马克思开始构建他理解“思想”的框架，他建立了思想产生的唯物论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35]在历史唯物论的框架中，“思想”被作为一种“现实关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它先验地排除了个体经验、潜意识无意识，以及其它无法为生产关系发展的宏观历史阐述的精神活动，它通过预设“现实”而获得“客观性”。

将“思想”理解为“意识形态”，自1930年代初期就开始在中国出现。大革命失败后，《文化批判》、《思想月刊》对1920年代进行“思想界的总清算”，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五四文化。[36]这些文章的结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谈，需要强调的是得出结论的逻辑：认为一切认识都由现实政治利益和实践要求所决定，并反过来影响实践。针对1930年代的思想趋势，胡适专门著文《思想的方法》，从“思想的方法”，而非“什么思想”的角度对“思想”加以界定。胡适认为，比“何种思想”更重要的是“怎样思想”。[37]胡适并不反感马克思主义，相反，他也曾赞颂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人类巨变。他所反对的是不经任何思辨和逻辑推演，武断的认识方式。无独有偶，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式日益盛行的1930年代，朱光潜也以“中国思想的危机”为题来谈“思想的问题”，他也从“思想的方法”的角度界定思想：“思想都需要事实的凭证与逻辑的线索……没有思想做根据的信仰都多少是迷信。”[38]朱光潜专门论述马克思学说，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他在伦敦博物院的图书管理困坐数十年辛苦研究所得的结论，那对于他确实是思想的成就，无论它是否完全精确”，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经过“辛苦研究”，就将其认为是自己的“思想”，那是“误认为信仰为思想”。[39]

对于胡适、朱光潜的观点，胡风著文反驳，指出朱光潜观点背后的意识形态属性：“为什么朱先生所论定的思想的‘危机’和我们感到的那样不同呢？在我看来，恐怕这是由于朱先生只把思想认为‘一种有条理的心理活动’，不肯进一步成人它是生活实现的反映罢。”[40]“思想”背后的争论，集中于“思想的方法”，胡适、朱光潜等认为“思想”依靠在语言层面上的逻辑推理，是一种精神活动过程，而胡风等认为“思想”不需要假设、推理的过程，而只是产生于现实环境，作用于现实环境的一种力量罢了，争夺的焦点是“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胡适、朱光潜等并不认为存在一个脱离于“思想”之外的“现实”，有关“现实”的认定也不过是“一种”“思想”而已。把这种构建“现实”的“思想”当作“现实”，那么这种“思想”就成为“信仰”，而丧失了“思想”的能动性。

胡适（左上）、朱光潜（左下）和胡风（右）

而在胡风等人眼中，朱光潜的观点是“唯心论”，“唯心论”通过提倡“远离现实”的“思想”，可以避免“压迫的危险”。胡适、朱光潜并非没有感受到“思想压迫”，但我们同时也不能否认他们的观点的确有回避政治斗争，助长保守政治的嫌疑。只是他们对于“思想成为信仰”的忧虑却并非杞人忧天。“信仰”强调无可争辩的“真实性”，或者说“现实性”，否认任何“另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和“真实”的限度。在“信仰”系统内，“假设”被当作“常识”，知识立场被当作“现实”。自1930年代开始到1940年有关“思想”的争论，说明同样是表述“思想”，但背后有着认识论结构的差异。

1940年前后对“思想家鲁迅”的阐释，背后已经有着“思想的方式”的一种选择，即1940年前后对“思想问题”的重视是在继续1930年代开始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它呼吁密切联结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并从社会政治功能层面解释一切知识的形成。所以，这里的“思想”并不指形而上的本体论哲思，也并不包含任何逻辑学的考察，甚至也不在意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契合度，而只是一种有关“现实立场”的意识形态。

李平心指出：“鲁迅跟一般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不同，他并不写纯理论的社会论文和政治论文，也绝少正式提出自己的社会改造方案和民族革命主张……实际上，在鲁迅的全部作品言论中，包含了最丰富最生动的关于社会，人生，历史，政治与艺术各部门的剖解，批判与理想。” [41]类似的逻辑也表现在胡风对于“鲁迅没有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反驳文章中，胡风认为鲁迅不是“一个新思想的介绍者或解说者，而是用新思想做武器，向‘旧垒’‘反戈’的一刀一血的战士。” [42]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是指“鲁迅”就在特定的“现实环境”中的“立场”，该立场具有阶级意识形态的特质，指向现实政治行动。该思想的价值和客观性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认识论前提中被确立。

四、“思想”的命题前提：

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

既然“思想”是“现实环境”所决定的，那么，怎样界定这个“现实”和“历史”就十分重要。对于鲁迅所处的“现实环境”，有关“思想家鲁迅”的论述有着一致性的判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罗稷南说：“处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边，一个正确的思想家自知负有历史的使命，和本身在这一时代里应起的作用。” [43] 杨荣国也把“半封建半殖民地”作为文章的起点：“大家都知道，中国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就一直向着半封建反殖民地方面转化……” [44]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也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45]其它“思想家鲁迅”的论述开篇也都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作为决定鲁迅思想的环境。这里不一一举例。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这一系列叙述，够成了“思想家鲁迅”依存的时空环境，它们并不独立于“思想家鲁迅”之外，而是1940年前后“思想家鲁迅”的一部分。它是“鲁迅的思想”产生的前提，决定着“鲁迅的思想”的内容和价值。我们如果不能把握这一前提产生的历史性，便很难拆解“思想家鲁迅”的历史性。

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也是自1920年代就开始出现的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有关论文考证，在1920年代中期，中共的蔡和森就曾提出“半殖民半封建”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认识“中国”的唯一方式。到了大革命后，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更是引起广泛讨论。即使同样是马克思理论的接受者，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皆不相同。众所周知，当时反对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观点的人被认为是“托派”，以陈独秀为代表，在经济学方面有严凌峰、任曙等人的论证，他们忽略民族资本和帝国资本的矛盾性，强调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的相辅相成的一面。除了认为中国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和认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的观点外，还有所谓“陶希圣主义”，认为中国是一个“阶级结构模糊的社会”[46]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从封建的上层建筑已不复存在的角度，推衍中国并不存在封建性的统治阶级的结论。

除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学者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之外，胡适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五鬼闹中华”，指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是中华民族的敌人[47]，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胡适的观点仍让人联想到1920年代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对于“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言论。在胡适看来，仅仅从“主义”整体观的角度，认定中国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具有简单化的倾向。而经验层面的“贫穷”、“疾病”等问题，更接近于“现实”，从而可以对抽象的历史逻辑进行纠正。

针对上述中国社会性质的诸多观点，中共的领导和知识分子进行了反驳。1930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强调要认清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实质，不能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48]张闻天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驳斥仅仅从商品交换关系的角度分析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关系失之偏颇，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从而认识到在帝国殖民语境下中国民族资本发展受到殖民化的牵绊，也同时使中国本土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有了利益相同之处。[49]当然我们熟知的是，这一观点在1940得到毛泽东的重申，他再次明确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50]

李立三

 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19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本来就是针对大革命之后产生的“革命”问题而产生的。对“思想的功能”的看重压倒了对“思想”本身逻辑性和“客观性”的审慎。实际上如上文所述，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思想的方法”上偏重历史唯物论，对于思想的功能性异常重视。用“思想”来解决社会问题，成为“思想”的理由。如何才能“有效”的解决大革命之后的革命问题，是中国社会性质辩论产生的根源，因而在论争中，对“功能”的考虑便压倒了对逻辑本身的考虑。正如德里克所论述的那样“在这场争论中，人们总是急于指责对方无知、偏离事实，但又从不精确地阐发他们的理论前提。” [51]对当时中国封建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在帝国主义到底是维护还是破坏着中国的封建主义方面，以及帝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关系方面，以及中国社会性质应该抽象化还是具体化等问题，并没有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在全盘解决的愿望驱使下，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概括，被广泛接受。如提出“思想家鲁迅”命题的邹韬奋在1930年代并没有什么党派性，但他亦对胡适的观点感到不满。在1933年《生活》周刊第8卷第12期的《信箱》专栏中，他曾专门批评胡适关于中国革命对象的言论。对于胡适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等式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对象，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不在内”，邹韬奋认为胡适“倒果为因”。即邹韬奋也认为抽象的历史规律本质存在于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而如今需要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才能把握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邹韬奋之所以会对中国社会性质持此种态度，也是与他对“革命”的看法有关。如1932年邹韬奋发文就社会变革发表观点，认为要根本改革社会制度，“仅就原有不平等的制度之下高谈道德，空唱教育，那都是舍本逐末，隔靴搔痒，南辕北辙的把戏。”[52]期待“根本的变革”，决定着邹韬奋“不假思索”地认同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判断，这种抽象性概括与革命愿景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可以使“革命”“顺理成章”。

在“问题和主义”之间，在“点滴改造和根本解决”之间，自北伐起开始已经有了向后者倾斜的趋向，在国共两党的北伐受益于特定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上，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关于社会性质的认定也在“功能性”的考虑中出现选择上的偏好。“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现实化”认定延续到1940年前后，成为“思想家鲁迅”论述展开的“命题式”前提。

五、鲁迅作为“思想家”的

必然面貌和历史功能

既然“现实环境”的样貌已经确立，并且“思想”被作为对该“现实”的正确的“反应”。那么“思想”的方向也被“锁定”。从“封建”的角度谈中国的落后，从“殖民”的角度审视“资本”加诸中国的“剥削”，“鲁迅的思想”的模式也呼之欲出。

李平心详细地举例说明“鲁迅的批判和斗争恰恰是和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和斗争合拍的。”[53]相较而言，罗稷南，胡曲园等人的论述虽然较为简单，但也是紧紧将鲁迅的思想与中国时空紧密相连，胡曲园更强调鲁迅的“启蒙思想”的反封建、反帝意义，而罗稷南则更倾向于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说明鲁迅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思想动力。毛泽东与李平心的论断较为类似，强调鲁迅在从反封建到反帝的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和斗争中的代表性价值。

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鲁迅个人的确阐发了有关“启蒙”、“救亡”或是“革命”的思想性言论，大量的引证能够说明这些判断在经验层面的“客观性”成分。但为什么选择这一系列“思想”，而不是其它“思想”（比如90年代以来学者指出的鲁迅的“存在主义思想”等），或者是，怎样理解“启蒙”、“救亡”和“革命”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认为启蒙到救亡、革命相辅相成，而不是救亡压倒启蒙，或是革命压倒启蒙），如果注意到这些问题，就可以知道仅仅从经验层面上去验证鲁迅是否有相关思想言论，是无法说明1940年前后有关鲁迅思想问题的论述的。1940年前后的论者论述鲁迅的思想时，并不去辨析历史经验层面存在的有关鲁迅“非启蒙”、“非救亡”或“非革命”的思想的反证，并且“忽略”鲁迅思想中的种种矛盾的现象，“淡化”鲁迅相关思想的私人因素、非理性动机等等。这一切特点都表明，1940年前后论者在论述鲁迅的思想时，无意关注“形而上”的逻辑严密性，也轻视鲁迅个体作为一种经验性存在的复杂和暧昧之处。

李泽厚等人提出“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历史命题

他们在述说鲁迅思想时，是把鲁迅的思想作为特定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的“上层建筑”来加以论述的。“启蒙”、“救亡”或是“革命”的出场都紧紧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语境，都是在为了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问题而阐发。因此我们也要注意在，在1940年前后的“启蒙”、“救亡”和“革命”之间是相辅相成，一以贯之的关系。李平心指出：“他的思想始终是有它的一贯性和统一性的，个性主义和集体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进化论和历史唯物论在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可以表示不同的阶段，然而它们并非前后脱节的。理由非常简单，鲁迅思想的发展诸阶段只是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诸阶段之反应。” [54]“一贯”的论述渗透着目的论的逻辑。由于半封建半殖民的“现实”前提的确立，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目的论的因果逻辑的推演，鲁迅的“反封建”和“反帝”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的代表。在这样的时空体系和历史必然性的推演过程中中，“启蒙”也好，“救亡”也好，“革命”也好，都是应运时空而产生的，从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范畴内的。因为有了“封建”和“殖民”的存在才有了“启蒙”、“救亡”和“革命”一以贯之的命题。设想如果“封建”和“殖民”的前提发生了变动，那么“启蒙”和“救亡”，或者“启蒙”和“革命”之间也许就并非一以贯之，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如果不从“殖民”的角度理解资本，而是从商品交换的角度审度国外资本和民族资本之间的关系，那么，也许就会出现“救亡压倒启蒙”，或是“革命压倒启蒙”的论断。

1940年前后对于鲁迅思想的论述，通过把鲁迅编织入特定的知识构建范式中来实现。在这里，鲁迅的“个体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知识构建范式必然要衍生出对个体价值和意义的赋予和阐释。在这套知识体系中，鲁迅成为一种必然性的象征，他的思想被理解为一种反封建反帝历史必然规律在个体身上的体现。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鲁迅是被作为推动这种必然趋势的实现者，而非阻碍者。不过在这样的叙述中，并不能看出任何鲁迅的能动性。他既不是这种历史规律的发明者，也不是阐释者，更谈不上有任何的反思性、批判性和异质性，只是参与者，体现者。“鲁迅”，虽然是“思想家鲁迅”的主角，但却不是“主体”。真正的主体是论述者，他们选择和建构有着特定前提和因果逻辑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赋予了鲁迅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思想，并使该思想的价值得以呈现。

 在1940年前后“鲁迅的思想”的叙述系统中，论述主体通过将鲁迅的个体肉身和特定的知识系统相结合，表达了关于中国的认识，和现实政治行动的方向。论者不断地重申“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历史进展和社会斗争的真理，把握了许多现实问题和社会现象的本质，预见了各种社会变动和政治变动的趋势，指示了不少有利于社会变革和民族改造的实践方针，同时还运用了一种与唯物辩证法暗合的思辨方法……” [55] “真理”、“本质”、“趋势”、“实践方针”，这些词汇标志着，论者对鲁迅思想的论述与他们对意识形态真理性的建构合二为一。“思想家鲁迅”的提出和传播，成为意识形态“思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阿伦特曾指出，“一旦逻辑作为一种思想运动（movement of thought）——而不是作为对思维的必要挟制——应用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转变成一种前提”[56]， 由此，“意识形态”的认识范型所带来的将是观念的垄断。“鲁迅”在作为“思想家”被表述的时候，不再是有着复杂性和冲突性的个体肉身，而是成为界定“观念”和“现实”的一个权威话语系统。1940年前后论者表述“思想家鲁迅”的历史功能正在于此，他们所提出的并不是学术性的“假设”，而是在强化某种“真理”，他们的“鲁迅”不是研究对象，而是一个表述“真理”和“现实”的主体，“鲁迅”被转化为意识形态系统内的“前提”，成为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象征”。

本文原刊于《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注释  （向上滑动查看）

[1] 陈涌曾指出：“少数人认为不应该把鲁迅看作一个思想家，革命家，只说他是文学家和人道主义者就够了”，他认为这种观点是“歪曲鲁迅”。（《有关鲁迅思想的几个问题》，《在新时期面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324页。）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3] 芬君：《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新东方》，1936年第1卷第5期。

[4]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

[5] 邹韬奋：《伟大的斗士》，《生活星期刊》，第1卷21号，1936年10月25日。

[6] 邹韬奋：《伟大的斗士》，《生活星期刊》，第1卷21号，1936年10月25日。

[7] 鲁座（李平心）：《思想家鲁迅》，《民族公论》，1938年1卷3期。

[8] 鲁座（李平心）：《思想家鲁迅》，《民族公论》，1938年1卷3期。

[9] 罗稷南：《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鲁迅先生——罗稷南先生演讲》，《银钱界》，1938年2卷12期。

[10] 胡曲园：《我对鲁迅先生的认识》，《译报周刊》，1938年1卷3期。

[11] 卢豫东：《忆“鲁迅思想座谈会”》，《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12] 胡曲园：《我对鲁迅先生的认识》，《译报周刊》，1938年1卷3期。

[13]罗稷南：《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鲁迅先生——罗稷南先生演讲》，《银钱界》，1938年2卷12期。

[14]艾思奇：《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5页。

[15]胡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胡风全集》，第2卷评论I，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0页。

[1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17] 杨荣国：《鲁迅先生的哲学思想》，《中苏文化》，1941年，第9卷，第2-3期。

[18]胡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胡风全集》，第2卷评论I，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78页。

[19] 黄荣灿：《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思想家》，《台湾文化》，1946年1卷2期。

[20]胡曲园：《我对鲁迅先生的认识》，《译报周刊》，1938年1卷3期。

[2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3页。

[22] 骆耕漠：《论当前的思想问题》，《抗建论坛》，1938年1卷8期。

[23] 力拓：《怎样建树“思想国防”》，《现代青年》，1937年8卷1期。

[24] 钱俊瑞：《思想的统一问题》，《抗战上海》，1938年第45期。

[25] 【日】中尾优：《思想战与协和运动》，《新青年（沈阳）》，1938年第73期。

[26]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三卷三号，1917年5月1日

[27] 白丁：《谈思想》，《青年生活》，1936年1卷3期。

[28] 陈启天：《中国需要思想家》，《国光》，1938年第九期。

[29] 胡曲园：《哲学者的当前任务》，《译报周刊》，1939年2卷3期。

[30] 鲁座（李平心）：《思想家鲁迅》，《民族公论》，1938年1卷3期。

[31] 平心：《论思想》，《生活》，1933年8卷32期。

[32] 罗稷南：《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鲁迅先生——罗稷南先生演讲》，《银钱界》，1938年2卷12期。

[33] 胡曲园：《我对鲁迅先生的认识》，《译报周刊》，1938年1卷3期。

[3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7页。

[35]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3页。

[36]彭康：《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文化批判》，1928年第2号。

[37]胡适：《思想的方法》，《学生杂志》，第13卷第1期。

[38] 朱光潜《中国思想的危机》，《朱光潜全集》，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15页。

[39] 朱光潜《中国思想的危机》，《朱光潜全集》，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15页。

[40]胡风：《思想活动的民主问题》，《胡风全集》，第2卷评论I，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4页。

[41] 鲁座（李平心）：《思想家鲁迅》，《民族公论》，1938年1卷3期。

[42]胡风：《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胡风全集》，第2卷评论I，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0页。

[43] 罗稷南：《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鲁迅先生——罗稷南先生演讲》，《银钱界》，1938年2卷12期。

[44] 杨荣国：《鲁迅先生的哲学思想》，《中苏文华》，1941年，第9卷，第2-3期。

[4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5页。

[46]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47]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1929年），《胡适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8页。

[48] 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0页。

[49]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70-72页。

[50]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2页。

[51]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7页。

[52] 邹韬奋：《答读者》，《生活周刊》，第7卷第48期。

[53]鲁座（李平心）：《思想家鲁迅》，《民族公论》，1938年1卷3期。

[54]鲁座（李平心）：《思想家鲁迅》，《民族公论》，1938年1卷3期。

[55] 鲁座（李平心）：《思想家鲁迅》，《民族公论》，1938年1卷3期。

[56]【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产生》，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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